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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佬族历史久远，是贵州高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贵州民间俗语常有“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之说。在漫长的民族演进历程中，仡佬族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和丰富了贵州高原的历史文化。
仡佬族渊源于古代“濮人”。至今在贵州西北彝语中仍将仡佬族称为“濮”，凡仡佬族先民曾经住过的地方在彝语中往往冠以“濮”音。如称北盘江为“濮吐诸衣”，意为“濮人开凿的河”，称安顺为“普(濮)里”，意为“濮人的地方”等等。在贵州许多带有“濮”音的地名大抵与古代濮人的活动有关。如大方县有“拉鲁濮”、“大尼濮”、“法果濮”；道真有“卜(濮)老场”；绥阳有“蒲(濮)老场”等地名。平坝大狗场之仡佬族每年正月祭祖时，所祭之祖即有“濮老直”、“濮克劳”、濮交西”、“濮水交”四位，皆以“濮”音冠首，这说明了仡佬族与古代“濮人”的渊源关系。
古代“濮人”是一个分布辽阔的民族集团，先秦时期即活跃于今滇、黔、川西南、桂北以至鄂西的广大地区，由于支系繁多，故又称为“百濮”。早在商周之际，濮人即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伐纣之役。周王朝建立以后，濮人遂为属民。故《逸周书·王会》谓“濮人贡丹砂”，说明了濮人与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商、周时期的濮人社会大体上已经进入了部落联盟阶段，并形成了庞大的部落集团。春秋时期，濮人集团建立了爿羊爿可等部落小国。《管子·不匡》记齐桓公言：“余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一。南至吴、越、巴、爿羊爿可、赈、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春秋时期，濮人在与楚国的斗争中，活动范围渐次缩小，大部分与他族融合，一部分被迫西迁。《史记·楚世家》记述了楚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楚濮，“始开濮地而有之”的史实。其后，公元前611年，据《国语》载，“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代楚”，又为楚所败。公元前525年，楚国“为舟师以伐濮”，逐步将濮人集团压缩至湘西及贵州高原一带，成为今贵州境内的主体居民。
战国时期，以贵州高原为中心的濮人社会已经部分进入了阶级社会，在今贵州中、西部、滇东、川西和桂西北等地区，濮人建立了夜郎、且兰、滇、句町、漏卧、邛都等地方奴隶制政权。其中，夜郎的统治中心在今贵州西部，而势力则可达于今贵州大部及滇东、桂西北、川南等地区。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时期的夜郎濮人社会已经进入了“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社会。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贫富差异以及阶级分化开始在濮人社会中产生，而且与周围地区乃至中原都有了比较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体说来，今黔西北一带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则与古代百越各部的关系比较密切，成为联系蜀、粤商业贸易的中转站乃至楚印文化交流之孔道。秦统一中国以后，夜郎地区濮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汉武帝时期，大批士卒、物资自道而入夜郎，汉与当时夜郎的首领多同达成协议，“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其后，又“乃以犍为为郡”，在夜郎濮人地区第一次建立了郡县制体制。此后，汉王朝又在原犍为郡基础上，分犍为而设爿羊爿可郡，领17县。夜郎濮人地区在向封建郡县制转变过程中前进了一步。
夜郎灭亡后，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濮人逐渐被分化、融合、迁徙、分割。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先的濮人与北上的百越民族部分融合，经济、文化特征相互影响，以至被汉文史籍统称为“僚”(作族名，“僚”读为“佬”)又由于“僚”人大多居于爿羊爿可郡境，故往往称为“爿羊爿可僚”。《魏书》、《北史》皆有僚传，《三国志》、《水经注》也记载了这一时期僚人的活动情况。如《三国志·蜀志·张巅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谓建兴九年(公元231年)，“爿羊爿可、兴古僚种复反，马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二千余人，悉传诣汉中”。《水经注漾水》亦云：“李势之时，僚自爿羊爿可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僚人(主要是北迁入蜀的这一部分)融合到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当中，另一部分僚人则在自身的演进历程中逐步演变为今之仡佬族。据考，“仡”为发语词，无实意，“佬”即“僚”，仡佬之名来源于“僚”，故《行边纪闻》曰：“仡佬，一曰僚”；《贵州通志·土民志》引《嘉靖图经志》亦云“仡佬，古称僚”。可见“僚”即仡佬之先民。唐以后，汉文史籍中已开始出现“仡佬”之名，或作“仡僚”、“亻葛僚”、“葛僚”、“佶僚”，均为仡佬之同音异字。唐宋时期，仡佬族大至形成了今川黔边境、湘黔边境、贵州西部以及乌江中下游四个分布区，并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仡佬族内部的各个不同支系。川黔一带之仡佬族或以地名称为“南平僚”，或以族名直呼“葛僚”。
《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云：“南平僚者，部落四千余户……其王姓朱氏，号为剑荔王，遣使内附，以其地隶渝州”。又《新唐书·南蛮传》载，“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箐，数百里”。湘黔一带仡佬族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冶炼技术已闻名于外。据宋《溪蛮丛笑》载，这一带仡佬族“周围数十里皆膏腴之田”，并长于矿冶，“砂出万山之崖为最，仡佬以火攻取”。贵州境内之仡佬族，社会经济较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爿羊爿可地区由于“土气郁热，多霖雨”，已能使“稻粟再熟”。
明、清时期，封建中央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在贵州的统治。一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控制进一步强化，二是封建流官统治进一步加强。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贵州仡佬族的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一，由于汉民族的大量涌入，改变了贵州境内的民族构成，进而使得仡佬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的格局完全形成。明初，出于经营西南的需要，明统治者在贵州大量设立卫、所。终有明一世，贵州都指挥使司共领18卫2所，卫所制度的推行将包括仡佬族在内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置于军事控扼之下。如在今贵州中、西部即建有威清卫(治今清镇)、平坝卫(治今平坝)、普定卫(治今安顺市)、安庄卫(治今镇宁)、安南卫(治今晴隆)、普安卫(治今盘县)，史称“上六卫”。这些卫所直接建在仡佬族的传统居住区域内，使得仡佬族被分割于若干互不相连的聚居点中，同时又由于伴随卫所制而大量汉民族的涌入，仡佬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形成多民族杂居的格局。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布政司成立，贵州正式成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一个行省。此后，历明、清两朝，贵州各地府、厅、州、县纷纷建立，完备了贵州的行政建置。仡佬族地区分属于各府、厅、州、县，广大仡佬族直接被置于流官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仡佬族散居各地，并与他族共处，明清史志对此记载颇多。如安顺州西堡司，“部落皆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打牙仡佬，其名虽殊，其俗无”。由于散居各处，生活习俗、文化特征逐渐产生差异，因而形成了名称繁多的不同支系。其二，明、清以来，仡佬族与其他各民族杂居共处，经济上相互影响、文化上相互渗透，并逐渐加深了对于汉文化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普定仡佬族“饮食衣服近同汉族……亦能读书习艺”，水城仡佬族“男皆发，通汉语，颇知耕织”，平远州仡佬族“迄今冠婚丧祭，渐遵礼制，非复往时习尚矣”，余庆仡佬族“散居各村，与汉民同”。绝大多数仡佬族都能熟练地使用汉语，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方便，并在一些仡佬族聚居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母语”现象。这时期，仡佬族地区的经济较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行业特色。据《贵州图经新志》载，明代部分仡佬族地区已经在“地处平隰者，则驾车吸水以艺粳秫”，积累了丰富的引水灌田的经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手工及矿冶等仡佬族的传统技艺进一步发展，如安顺府的仡佬族“多铸犁以营生”，铜仁、务川等地仡佬族炼砂技术闻名于世。商业贸易也有特色，如贵阳附近之花仡佬河(即今之花溪)一带在明代已形成了周围数百里的牛马交易中心，故今贵阳汉族在唱孝歌时，仍有“买牛买马花仡佬”之句。但是，边远山区的仡佬族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如《黔记》载，黄平等处仡佬“好猎逐鹿罗雀为事”，《大定府志》谓境内仡佬族“种植之暇，男铸犁为业，女捞虾蟹以供食”，余庆、镇远、施秉等地的仡佬族更“善捕鱼，虽隆冬亦能入渊”，故称“水仡佬”。这些记载说明了明清时期贵州仡佬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特征，即以山地农耕文化为主体，渔猎、采集仍占有一定比重。
由于统治阶级长期的压迫和民族歧视，明清以来直到民国时期，许多仡佬族被迫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大量仡佬族在解放前就已经“消失”在其他民族当中，如黔北、黔东北之仡佬族既然。解放以后，民族平等政策得到了落实。根据仡佬族自身的意愿，将过去纷繁的名称统一“仡佬族”。80年代以后，又有大批仡佬族在“民族识别”工作中还本归源，仡佬族人口大量增加，仡佬族这一贵州高原的最早开拓者在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仡佬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仡佬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在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早在商、周之际，仡佬族的先民“濮人”就参加了“武王伐纣”之役。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仡佬族人民由于不满阶级压迫，纷纷奋起反抗，显示了仡佬族人民不畏强暴的光荣传统。红军长征经过贵州仡佬族地区，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仡佬族人民的拥护、支援。如1936年红二方面军经过黔西时，一些仡佬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在党的宣传下，还有的仡佬族青年自愿参加了红军队伍，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成为抗日的大后方，仡佬族群众又参与了滇缅公路以及贵州清镇、遵义龙坪和老卜场等机场的建设，为反法西斯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解放之初，贵州安顺、黔西等地的仡佬族又与兄弟民族一起，积极配合解放军开展剿匪斗争，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