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先民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远古传说，还描述了汉族先民曾经历漫长的原始公社制时代。在黄帝以前，经过“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阶段；关于黄帝的传说，则标志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转化为父系氏族部落，并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传说在黄帝之后相继以禅让方式为大部落联盟首领的尧、舜、禹，虽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子孙，然而历史传说又表明，汉族远古先民，实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记述；还有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按不同记述，可解释成亦羌、亦夷、亦苗黎。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同一个族体，创造共同祖先的历史过程。

公元前21世纪，中原地区的原始公社制时代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阶级社会已经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上。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商（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几个王朝。夏王族为大禹之后。商王的祖先本是东夷，周王自称其先民为夏人的一支，杂居于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这些虽都自认黄帝为其祖先，而实际却是来自不同部落集团的人们，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济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颍上游；继而发展至淮河、泗水、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和融合，而形成为共同族体。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与蛮、夷、戎、狄相区别。但是，这时华夷之辨尚不甚严。

春秋（前770～前476）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例如：杞为夏后，因他们与东夷杂处而行夷礼，就被看作东夷；吴国公族出自周室，因随越人习俗，被视为蛮夷；楚国王族的先人，西周初受封于荆蛮之区，春秋初楚王自称蛮夷率先称王，诸侯称他们为荆蛮；后来楚王争霸中原时，以维护华夏礼制自居，又被尊为华夏；秦的祖先本是东夷，而兴起于渭水上游与戎、狄杂处，习俗多与戎、狄相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从事农耕，成为周朝大夫。平王东迁之后，受封为诸侯，在西周镐京地区立国，春秋时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至战国（前475～前221），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逐渐与华夏融化，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

汉族的形成与漫长的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诸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秦汉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

在汉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封建社会漫长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学术讨论进行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今仍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已进入封建社会，则已基本上得到统一的认识。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在1954～1956年间，中国学术界曾进行过一次广泛的讨论，大体有3种观点：①汉族在秦汉时代已经具备了形成民族的条件，及至形成以后又不断得到了发展。到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没有占统治地位，汉民族也因之没有形成为资本主义民族。②民族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产物，汉族形成为民族，应在1840年以后。③汉民族的形成应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相吻合，明末清初，或者早在唐(618～907）、宋(960～1279)应是汉族形成为民族的时期。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对民族的定义、民族形成的理论和汉民族形成的具体历史等多方面问题的探讨，至今仍在深入发展，尚无定论。根据民族的一般特征和史籍的记载，目前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汉族是以先秦的华夏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为统一的民族，至1840年，经历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1840年以后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1949年我国建立以后，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

汉族的族称，是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确立的。秦统一以后，华夏的族称仍然沿用。但原属山东(崤山以东)六国之民，已同为秦朝“黔首”。秦虽国祚短促，然而西域（包括今新疆）诸族、匈奴至汉代仍称中原人为秦人。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秦而兴，前后400余年，沟通西域，屯田湟中，设立护乌桓校尉，降服匈奴，征服西南夷并设立郡县，平定赵氏南越及东瓯、闽越。于是多民族中国的统一有了新的发展。从汉朝以后，华夷同居中国，特别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317～589)时期，“五胡”在中国北部建号立国，成为统治民族。论族别，他们虽不讳为夷狄，论国别则以据有两京（长安、洛阳）而自居中国正统。于是因为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行汉礼仪，服汉衣冠，遂逐渐地称之为“汉人”。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汉人”便逐渐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历代均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

分布的特点汉族分布地区的特点，是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形成、发展与确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历史上汉族人口有过几次大规模自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向长江、珠江流域南移。秦统一六国时，曾将关东强宗大量迁入关中，西汉（前206～公元8）时也有过类似移民活动，然而当时的经济发展决定了黄河中下游各郡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以秦岭与淮河为界把郡县地区划为南北两部，两汉大体都是北部约占当时户口总数的80％，南部约占20％。从东汉（公元25～220）末年起，北部割据混战，人民开始南迁，而西晋(265～316)末年“永嘉之乱”，黄河流域人民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经南北朝，继续有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但仍未改变北部人口多于南部的分布状况。然而如果拿隋末与西晋时的南部诸郡人口总数相比较，则长江流域与岭南各地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唐末藩镇割据混战，五代(907～960)相仍，北部人口又一次出现了南迁趋势。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南方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鄱阳、太湖等大湖周围和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方成为人口稠密之区，人口密度高于北部各州。除以上两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之外，另外还有几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南迁。南部经济自东晋以来发展迅速，至两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不仅密度高于北方，而且汉族人口的总数，至明、清时也已超过北方。

自秦汉到清朝，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民通过屯垦、移民、掳掠、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处，共同开发边疆。两千多年间，移居边疆的汉族有不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其中唐代的东北渤海人、西南南诏人、辽代契丹人、清初满族等都以融化大量汉族人民而壮大、兴旺起来。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也都吸收了汉族的成分，而边疆各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处，往往大都融入汉族之中。汉族所以人口众多，与不断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壮大兴旺起来是分不开的。

汉族经历与中国境内各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共处、迁徙，于是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在边疆与当地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居海外。其中有的在移居国生根发展，成为当地的华裔，有的则保持中国国籍，成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

反帝反封建斗争汉族历来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对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残酷压迫剥削，自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在中国古代举行过大大小小千百次农民起义，其中有些是以汉族或某一少数民族为主，有许多其他民族参加的起义斗争。斗争的目标也不断深化。明末李自成起义，曾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清代太平天国运动中制订了《天朝田亩制度》，说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农民已试图用平均主义去改变封建土地不均与等级森严的封建压迫。虽然这些起义都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民族压迫，汉族人民有着英勇反抗的历史记录，尤其是对于外国侵略者，汉族人民往往与国内其他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郑成功领导的抗清队伍一举驱逐荷兰殖民者，这一斗争得到了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初，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龙江流域，黑龙江各族人民共同奋起坚决反抗，后来在康熙皇帝决策进行驱逐沙俄殖民者的雅克萨战斗中，汉族军民和各族军民紧密团结、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雅克萨反击战的胜利。说明在古代中国各族人民当外国殖民者侵入时，已表现了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的英勇斗争精神。

1840年，英国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我国成立，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在东南沿海形成了以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为代表的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并且主要在这些大城市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肆意掠夺，破坏了中国主权，以至策划瓜分中国。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法国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至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等，给中国强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大块领土。所有这些都表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1840年以后发生的历次反侵略战争与其他形式的反侵略斗争，都是汉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尽管历史上民族压迫所造成的隔阂仍然存在，但在外国入侵、大敌当前的民族危急关头，则充分表现了中国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以及平英团斗争、义和团运动等，都是以汉族人民为主要参加者，同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参加的反侵略斗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发动的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及辛亥革命，均为以汉族为主体有少数民族成员参加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主义”，以推翻二千年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紧密结合，与那些单纯鼓吹排满的政治派别划清了界限。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中华民国，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为政体，虽被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所篡夺，但对汉族和中国其他各民族的觉醒，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以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导致1921年中国共产D的诞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与胜利，一般都是在汉族地区首先兴起，逐渐发展到边疆民族地区。在中国共产D的领导下，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求得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成为汉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共同的行动纲领。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共同缔造了伟大的我国。

建国后的变化我国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D和人民ZF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不仅汉族本身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和各兄弟民族建立了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978年中国共产D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汉族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与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祖国大步前进。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在迅速发展。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