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于不同地区的普米族自称在语音上有些差异。兰坪、丽江、永胜的普米族自称“平米”或“批米”，宁蒗的自称“拍米”(有的书中译为“普日米”、“普英米”、“培米”等。)。“米”意为人，“平”、“批”、“拍”都是“白”之意，普米意为白人。其他民族对普米族的称呼不一，汉族、白族称普米
居住于不同地区的普米族自称在语音上有些差异。兰坪、丽江、永胜的普米族自称“平米”或“批米”，宁蒗的自称“拍米”(有的书中译为“普日米”、“普英米”、“培米”等。)。“米”意为人，“平”、“批”、“拍”都是“白”之意，普米意为白人。其他民族对普米族的称呼不一，汉族、白族称普米为“西番”，彝族称其为“窝牛”，藏族和纳西族支系摩梭人则称普米人为“巴”，丽江纳西族称其为“博”，傈僳族称“流流帕”等等。汉文的史籍中没有普米这一族称，而是以“西番”和“巴苴”称呼普米族的先民。然而历史上的“西番”包括了几个族源相近、语言也相近的自称单位，普米仅是“西番”中人数较多的一支，而“西番”源于古代氐羌族群。1960年，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和民族识别结果，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普米族。
起源于大西北的羌人是中华民族中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的一个民族。在甲骨文、金文有关羌的记载很多。《说文·羊部》释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西戎指西羌，而古代戎羌互称，故西戎乃族称。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为牧业”，或“射猎为事”，向西、南几个方向发展，分散于各地。进入中原的羌人弃牧为农，与其他民族融合后成为新的族体。留居甘青高原的羌人在公元7世纪迫于秦国的征伐，也为了寻找更适宜生存的环境，大举向西南迁徙后分布于大渡河两岸及四川西北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白狼”羌是南迁众羌中的一支，“白狼”是自称，即“布郎”，汉文古籍中则称“笮”，宋明以后开始固定称西番。以白狼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正是普米族形成一个较稳定的族体的基础。
元代是普米族人口迁移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云南普米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兵分两路南征大理，西番所居之地是必经之路。拥有良马、善骑射的西番人，自然成为南征蒙古军的补充力量。元兵征调大批西番随军征战进入云南，《维西闻见录》说：“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也。”指的就是中途加入蒙古军队的西番人。元灭之后，留居在滇西北地区的西番各部，就是今普米族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普米族的经济生活主要有游牧和定居，以及半农半牧几种类型。牧民仍保持“无室屋，夏则山巅，冬则平野以居，而畜多牛马，有草则往，无草则移，初无定室所”的游牧生活(《云南图经志书》卷四。)。定居后的普米族先民“住山腰，以板覆屋”（《滇志》卷三十），“刀耕火种，荞麦充食。砍伐竹木编织篾箩营生”（《续修永北直隶厅志》卷七），或“种荞稗牧羊为主，织葛为衣”（《丽江府志》）。并定期向地主、官府纳粮，这种畜牧混合农业文化的经济文化类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农业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1840年鸦片战争后，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共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普米族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总的方面仍完整地保存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半殖民地的性质。由于内部历史发展条件和受周边民族影响的不同，出现了地主经济、领主经济、地主家庭内畜奴制，以及原始的母权家庭并存的多种社会发展阶段。各地普米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封建领主和地主阶级对普米族人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赋税徭役苛派不止，加之天灾水患频繁，广大贫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农民多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如1936年永宁地区的普米族、纳西族、彝族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土司斗争，起义军攻破了土司衙门和总管住宅，吓得土司和总管闻风逃窜，并击败了土司从木里搬来的4000人的武装部队，取得了胜利。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米族、纳西族和其他民族联合举行了武装起义，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在群众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解放前夕，普米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为滇西的解放做出了贡献。1949年，丽江、兰坪、宁蒗等县相继解放，普米族人民从此获得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普米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经过民主改革，普米族地区废除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1954年在普米族聚居的地区，建立了民族乡。几十年来，普米族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普米族人民及其先民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璀璨的中国文化，对于祖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