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陆续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的汶川县威州姜维城、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较多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群，如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青铜器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说明了今天羌族分布的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繁衍，而且为探讨岷江上游古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使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

此后，羌人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婼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駹羌诸多羌人部落。其中，牦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后继续南下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白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一带。参狼羌，主要在今甘肃武都市，特别是白龙江一带。冉駹羌则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33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D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

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羌族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此，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曾经向帝国主义、反动官府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羌族人民和藏、彝等族人民，组成2000人的军队，开赴浙江前线，在宁波镇海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军。1894年，羌族地区一个坤姓土司的残余势力，依仗封建特权，盘剥所属人民，激起黑虎寨等地170多户羌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向清朝官府列举了坤土司23条罪状，与封建土司的余孽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将坤土司“摘去顶戴，交州查看”。1905年，清朝在茂州设立“官盐店”，对食盐实行垄断专卖，从中渔利，激起羌族人民的武装反抗，迫使清ZF宣布取消“官盐店”，允许食盐自由买卖。

1921年，中国共产D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DZF的苛捐杂税，群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D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D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D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反动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1942年，茂县爆发了“茂北事变”。茂县专区的专员和县长以“铲烟”为名，派兵洗劫了茂县北路蚕陵乡的一些村寨，引起当地羌、汉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消灭了前往搜刮的保安中队，并顺势直攻茂县县城，打垮了守城的国民D军队，将县城团团围住。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国民D的收买分化最后遭到失败，但斗争的声势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1947年，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次被称为“龙坪事件”的武装起义。事件起因于国民DZF和部分羌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为羌族人民反抗国民D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斗争最后也因羌族统治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但再一次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

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310年，秦朝在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地区设有湔氐道。汉时，置汶山郡以管辖这一带的“六夷、七羌、九氐”部落。隋唐时代，朝廷实行“羁縻州”制度，在茂县及周围地区设有茂州都督府及多个羁縻州。五代时期，前蜀设有茂州，辖汶山、汶川、石泉和通化四县；设维州，辖保宁、小封二县；范围主要在茂县和汶川县以南，理县以东地区。宋时，基本上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设茂州、威州，各辖两县、十几个羁縻州。熙宁九年（1076年）石泉县改隶绵州。

元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设茂州，辖汶山、汶川两县。委任土官治理地方，设有安抚司、千户所、万户府。今平武县境内设置了龙州三寨长官司，管理“白马、木瓜和白草”三寨。其中，白草即北川羌族。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在茂县等地设有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何姓陇木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水草坪巡检、苏姓长宁安抚司、叠溪郁姓长官司、实大关长官司，以及杂谷安抚使司、瓦寺宣慰司等。北川县境中西部的开坪、坝底增设两个小土司，俗称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负责对周边羌寨的管理。此时，羌民基本被悉数管辖，同时，在土司之下，各寨设有牌头和寨首。朝廷在这些地区均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驻兵防守。

清初，今北川马槽、白什一带的“下五簇”羌寨被分别划归艾林土司、坝底土司以及茂州的陇木土司和叠溪大姓土司、小姓土司管理。乾隆年后，羌族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了土司政权，羌族地区进入流官统治时代。清ZF对北川羌族采取了特殊的管理措施，即设置若干既懂羌语又会汉话的人作“通司”，负责向羌民传达县地方官员的指示，反映羌民的意见，羌寨的刑狱诉讼案件由知县办理，日常事务由羌寨自行办理。实行地区包括今开坪、小坝、桃龙、片口、墩上、坝底、青片、禹里等乡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被统称为“番寨”。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一区域才被划归县地方ZF直接管辖。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逐渐形成，二十八军将松、理、茂、汶一带作为防区，在羌族地区设置了“屯殖督办公署”。1935年底，国民DZF将羌族地区划入“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即设在茂县，并实行保甲制。而北川全境因“改土归流即为汉”，许多深居大山的羌民由此被视为“汉人”。

行政建制将羌族地区纳入了历代中央政权的统治，使羌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羌、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往来更是从未间断。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不少羌人参加。历代中央政权在这里派官设治，客观上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羌族人民用马匹、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同汉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近代以来，羌、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个别羌民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大量宗教活动场兴建起来；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被引入；商业贸易开始出现，汉、羌商户云集茂州、北川等地，使羌族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310年，秦朝在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地区设有湔氐道。汉时，置汶山郡以管辖这一带的“六夷、七羌、九氐”部落。隋唐时代，朝廷实行“羁縻州”制度，在茂县及周围地区设有茂州都督府及多个羁縻州。五代时期，前蜀设有茂州，辖汶山、汶川、石泉和通化四县；设维州，辖保宁、小封二县；范围主要在茂县和汶川县以南，理县以东地区。宋时，基本上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设茂州、威州，各辖两县、十几个羁縻州。熙宁九年（1076年）石泉县改隶绵州。

元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设茂州，辖汶山、汶川两县。委任土官治理地方，设有安抚司、千户所、万户府。今平武县境内设置了龙州三寨长官司，管理“白马、木瓜和白草”三寨。其中，白草即北川羌族。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在茂县等地设有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何姓陇木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水草坪巡检、苏姓长宁安抚司、叠溪郁姓长官司、实大关长官司，以及杂谷安抚使司、瓦寺宣慰司等。北川县境中西部的开坪、坝底增设两个小土司，俗称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负责对周边羌寨的管理。此时，羌民基本被悉数管辖，同时，在土司之下，各寨设有牌头和寨首。朝廷在这些地区均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驻兵防守。

清初，今北川马槽、白什一带的“下五簇”羌寨被分别划归艾林土司、坝底土司以及茂州的陇木土司和叠溪大姓土司、小姓土司管理。乾隆年后，羌族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了土司政权，羌族地区进入流官统治时代。清ZF对北川羌族采取了特殊的管理措施，即设置若干既懂羌语又会汉话的人作“通司”，负责向羌民传达县地方官员的指示，反映羌民的意见，羌寨的刑狱诉讼案件由知县办理，日常事务由羌寨自行办理。实行地区包括今开坪、小坝、桃龙、片口、墩上、坝底、青片、禹里等乡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被统称为“番寨”。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一区域才被划归县地方ZF直接管辖。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逐渐形成，二十八军将松、理、茂、汶一带作为防区，在羌族地区设置了“屯殖督办公署”。1935年底，国民DZF将羌族地区划入“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即设在茂县，并实行保甲制。而北川全境因“改土归流即为汉”，许多深居大山的羌民由此被视为“汉人”。

行政建制将羌族地区纳入了历代中央政权的统治，使羌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羌、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往来更是从未间断。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不少羌人参加。历代中央政权在这里派官设治，客观上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羌族人民用马匹、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同汉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近代以来，羌、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个别羌民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大量宗教活动场兴建起来；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被引入；商业贸易开始出现，汉、羌商户云集茂州、北川等地，使羌族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摘自《》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