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发源于东胡系拓跋鲜卑部,原活动于大兴安岭地区自汉代前后由大兴安岭地区往南迁徙,到明末清初,已分布于嫩江中游各支流适宜农耕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锡伯族发源于东胡系拓跋鲜卑部,原活动于大兴安岭地区。自汉代前后由大兴安岭地区往南迁徙,到明末清初,已分布于嫩江中游各支流适宜农耕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清初被编入八旗,并调遣东北地区各城镇、要隘驻防。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4000余名军民被调遣新疆伊犁,万里长征屯垦戍边,形成了锡伯族目前的分布局面。
锡伯族是本民族的自称。在历史上,汉文史籍对锡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写法,如须卜、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韦、失韦、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席白、席北、锡北、锡窝等,都是xiwe的同音异写,到明末清初定为锡伯。其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一说是鲜卑带钩的名称,即所谓“黄金犀毗”;一说是瑞兽之名;一说则由地名演变而来;另一说系鲜卑的音转。据多年来学界研究认为,锡伯族发源于汉代以前的东胡系,由东胡——鲜卑(拓跋部)——室韦(失韦)——锡伯演变而来。
东胡是一个活动范围极广的北方游牧民族部族联盟。到了秦汉,匈奴征伐东胡,占领其大部分领地,东胡部族联盟遂告瓦解,分裂为鲜卑和乌桓两大部,东胡之称自此淡出于史籍。
鲜卑也是一个庞杂的部族群体,主要由拓跋、慕容、宇文等不同部分组成。其中的拓跋鲜卑是比较强盛的部分之一,锡伯族就发源于该部。汉代前后,拓跋鲜卑作为东胡部族联盟的重要部分,活动于史称“大鲜卑山”的地区。汉代以后至北魏以前,拓跋鲜卑前后融入乌桓、匈奴及东部鲜卑余部,兼并蒙古高原的没鹿回部等,军队发展到20万人。及至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大部在其头人率领下进入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而留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嫩江流域等地的拓跋鲜卑余众开始以室韦(失韦)、契丹、乌洛候、库莫奚等自称,鲜卑之称自此绝迹于史籍。
室韦部落众多,分布广泛。南北朝时期,一部分仍留居大兴安岭地区,而史称南室韦的一部分则已经迁徙到洮儿河和绰尔河流域聚落而居,成为今天锡伯族的直系祖先。辽亡金兴,洮儿河和绰尔河流域的锡伯族先祖处在了女真统治之下。女真在当时是游猎、游牧部族,金朝ZF为了解决军需,在锡伯族先祖聚居的泰州等地设立屯垦区,令其继续屯垦,提供军粮,使锡伯族先祖的农业有了更进一步发展。女真统治者将锡伯部族的青壮年编入军队,因其作战勇敢,史称“硬军”,成为金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12世纪下半叶,蒙古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锡伯同女真一起抵抗蒙古军,不少人逃入人烟稀少的森林,成为后来史称“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战争中,洮儿河、绰尔河流域锡伯部族的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农业用地被辟为草原牧地。蒙古统治者将锡伯、契丹、汉族等列为第三等人,一方面为蒙古贵族及统治者服无偿劳役,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受到控制。元代,泰州等地的锡伯回到绰尔河、洮儿河流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属辽阳省管辖。
明末,兀良哈三卫蒙古大部南迁,科尔沁部扩张到兀良哈三卫地区,洮儿河、绰尔河等地区为其控制,自此,锡伯部又处在了科尔沁蒙古统治之下。
明末,女真建州部崛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科尔沁部联合锡伯、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卦尔察、朱舍里、讷殷8部,以抗击努尔哈赤,结果九部联军败绩,史称“九部之战”。此后,努尔哈赤用安抚手段,对主动归服者赐予“佛满洲”(佛,满语意旧)之称,与满洲一视同仁。不少锡伯贵族投奔努尔哈赤,即历史上的“锡伯满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职,被称为“锡伯世管佐领”。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根据盟旗制度将科尔沁蒙古分为十旗,锡伯部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清ZF。自此,锡伯等部被称为“伊彻满洲”(伊彻,满语意新)。
锡伯部重新整编为65个牛录,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准噶尔之乱后,清ZF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凤凰、辽阳、开原、牛庄、广宁、熊岳、复州、岫岩、金州、盖州、锦州、义州、兴京和抚顺15处抽调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内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随而来405人),分成两个队,分别于同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沈阳出发,沿北方蒙古高原驿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饿,艰苦跋涉一年多时间,于1765年8月分别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随即将原编10个扎兰(队)缩编为6个旗(牛录)。1766年春,迁移到察布查尔地区,将六个旗扩编为八旗,组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和额鲁特营)之一。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在其经历的145年历史进程中,为建设边疆、抵御外侵,作了巨大的贡献。
锡伯族军民迁驻伊犁河南岸后,自耕自食,开始在察布查尔各地修渠引水、开荒种地.其中有3个牛录的军民在伊犁河支流——绰霍尔河两岸安营扎寨,引该河水开垦土地1万亩,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同时,以清ZF借予的马、牛为基础,创办了营办“马厂”和“牛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锡伯人口逐年增多。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根据军民的意愿,决定在绰霍尔河南开凿一条引伊犁河水的新渠,以扩大耕地面积。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1808年初竣工放水。该渠东西长100余公里,渠深1丈,宽1丈2尺,时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后称为“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锡伯语,意为粮仓渠)。该渠一经凿通,自最东面之镶蓝旗至最西面的镶黄旗各牛录,增加新垦耕地78700多亩,自此,锡伯营军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机,察布查尔地区荒凉面貌开始改变,锡伯营成为伊犁八旗中最富庶的地区。
索伦营为伊犁四营之一,由达斡尔和鄂温克族组成。嘉庆三年(1798年)和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ZF自锡伯营抽调260青壮年户1279人主要补充到索伦营西四旗。清末,索伦营锡伯族已占多数。在驻守台站、防守卡伦、开发边陲、平内攘外等活动中,锡伯族军民与达斡尔、鄂温克族军民同甘共苦,共同作出了贡献。
1883年清ZF在恢复伊犁惠远城满营(时称旧满营)的同时,又设立了新满营,锡伯营当即为新满营输送了3200名壮丁,维护惠远城的社会安定。光绪末叶,八旗军民口粮供应紧张,伊犁将军采纳锡伯营总管色普希贤选派锡伯官兵去巩留(当时称特古斯塔柳)屯田的建议,于1896年在屯垦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兴建村舍和兵营,当时称为“兵屯”。巩留人口逐年增多。辛亥革命后,锡伯族官兵解甲归田,安家落户,现巩留县的锡伯族居民就是其后裔。
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八旗建制正式恢复,驻守台站、卡伦、巡边查界,并恢复生产。杨增新取得新疆统治权后,仍然保留清代锡伯营八旗制,直至1938年才最终废除锡伯营旧制。
1944年,锡伯族积极投入三区革命,组成“锡伯骑兵连”。塔城和霍城锡伯族也相继组成武装队伍,参加各次战役。1949年新疆锡伯族与东北锡伯族同胞一道同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
锡伯族被清ZF编入八旗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屯垦种田、自耕自食的同时,还担负着守卫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等重任。
换防塔尔巴哈台。1766年西迁军民刚在伊犁河南岸落户,伊犁将军便令锡伯营抽调精兵100名,由1名佐领和1名骁骑校率领,同满、索伦等营官兵一起前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台站和要隘,官兵每两年轮换一次,一年换一半。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锡伯营所派官兵数有所增加,多数时间为150名,最多时达200余名。这种换防直至1864年农民起义爆发时才停止。
换防喀什噶尔。1759年清军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数百名戡乱官兵驻防喀什噶尔。1769年伊犁将军奏请照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例,将喀什噶尔驻防军改为换防军,经谕准,自1771年开始派遣满、锡伯、索伦、察哈尔营官兵共600名,由协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员率领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其中锡伯族官兵30余名。至嘉庆初年锡伯族官兵增加到150余名,之后人数又有所减少。换防官兵也是每两年轮班更换,一年换一半。官兵马匹、鞍具、草料均为自备。
防守卡伦,驻守台站。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在新疆南北各处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1777年伊犁将军奏令各领队大臣分管这些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18座卡伦,它们有的为常设卡伦,有的为移设卡伦,还有的为添撤卡伦。每座卡伦驻十几至数十名不等弁兵,其职责为监督游牧、缉查逃犯、传递公文、保卫厂矿、巡查游人等。锡伯族官兵驻守卡伦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
巡查边界。在清代,伊犁以西自北往南一直有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清代称布鲁特)牧民游牧,他们每年与清朝进行贸易,交往极其频繁。因此,清ZF为了维护和安定边界游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每年夏、秋定期差派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一员,携协领等官员,抽调锡伯、满等营官兵300名前去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游牧界,并收马租。
反击缅兵侵略,保卫祖国西南边境。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侵犯我国云南普洱府境,攻占东里等地,对边境居民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又纵兵围攻腾越、永昌各边地。1767年清ZF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进剿,但为缅兵所败。缅军向我纵深进攻。1769年清ZF谕令盛京将军恒禄等选派所属锡伯官兵作为增援兵赴滇作战。盛京将军遵旨拣选所属“新满洲锡伯兵”1000名于7月中旬经京师抵达云南前线。他们在云南前线据守渡口,驻守要塞,设置驿站,投阵作战。经数月交战,缅军慑于大军威力,在缅境与清军议和。次年锡伯官兵等撤回盛京。在此次战争中,1000名官兵中有105名为保卫祖国边境献出了生命。
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统治。同治六年(1867年)沙俄完成对中亚三汗国的统治后,开始觊觎伊犁地区。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军队就向我驻守的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向驻守该卡伦的锡伯、索伦官兵开枪炮击,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击。之后,伊犁将军派锡伯营总管德格都率锡伯等官兵数百人前去“防堵”,打退了敌人。1871年5月,沙俄军队在向伊犁推进过程中,也遭到索伦营之锡伯、达斡尔族官兵抵抗,使其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尤其是在同年6月28日沙俄挺进阿克肯特前哨时,锡伯营派出的500名官兵与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达斡尔等官兵一起,几乎以白刃战的形式英勇抗击敌人,谱写了抗俄史上的壮烈篇章,锡伯族有数十名官兵英勇献出生命。
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战役。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全疆农民起义之机率军侵入南疆,至1867年占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七城,建立起所谓的“七城汗国”。之后又侵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各地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打响后,散落各地的锡伯族军民自愿加入进疆清军队伍,在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战役中作出了贡献。同时,不少富有屯垦经验的锡伯人还在乌苏等地屯种粮食,供给进疆清军,得到清ZF升换顶戴、提升官职等奖赏。
(摘自《》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