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祁连山下，滔滔黑河水畔，居住着我国唯一、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裕固族。“美丽的风光遍野的牛羊，雪山脚下千里迷人的画廊，幸福的岁月飘散着酒香，裕固人的家园是人间的天堂。”这支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广泛传唱的歌曲，用动人的旋律唱出了
巍巍祁连山下，滔滔黑河水畔，居住着我国唯一、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裕固族。“美丽的风光遍野的牛羊，雪山脚下千里迷人的画廊，幸福的岁月飘散着酒香，裕固人的家园是人间的天堂。”这支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广泛传唱的歌曲，用动人的旋律唱出了裕固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自豪和颂扬。
穿越时空的隧道，登高望远，让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聚焦这段难忘的历史，追寻60年的足迹，盘点60年的成就，述说60年的发展……
6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肃南地区广大牧民翻身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1949年到2009年，肃南裕固族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灿烂阳光，沿着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经历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了经济持续发展、政治和谐安定、社会进步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景象。
吃穿住行见证沧桑变化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妖魔舞变迁。
在新中国成立前，广大裕固族牧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褐子织了几十卷，身上衣服无遮拦；干柴打了无数捆，手脚冻裂鲜血流；酥油打了上千桶，肚子里吃的是青稞糠。”这是新中国成立前肃南地区贫苦牧民的真实写照。
95岁的大河乡松木滩村裕固族老人柯正福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他家里有9口人，只靠20多只山羊维持生活，一年四季根本吃不到米面，多的时候只能磨吃谢节(一种牧草)草籽面，采喝野茶。有时从农区来的小贩子用驴驮着卖些小米、青稞、榛子之类的粮食，牧民们用药材、猎物或牲畜换上几斤，用来改善生活。
至于身上穿的更是寒碜，柯正福老人说，当时牧民普遍穿的是羊毛褐子，先用羊毛捻成线，织成布，然后一块块拼起来。这样的衣服非常粗糙，穿在身上极不舒服，时间长了身上到处磨得流出了血，尽管如此，不管是冬是夏也只有这么一件。很多家庭的十六七岁的孩子都没有穿的，光着屁股。新中国成立前，他从来都没有穿过鞋，脚上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说起居住条件，柯正福老人说，新中国成立前牧民们居无定所，一般的牧民家庭一年四季都住的是帐篷，有些特别困难的家庭只能住阴湿的窑洞或窝棚，冬天给富人家打短工勉强寄宿。裕固族牧民居无定所，祖祖辈辈过着‘一顶帐篷转一年，一年四季荡草原’的游牧生活。
那时，肃南地区经济上实行的是私有制，政治上实行的是部落头目、总圈头为首的封建部落管理制和国民党保甲制相结合的残酷统治，某些方面还保留着封建农奴制的痕迹，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被私人占有。部落公有草场名义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穷苦牧民少有牲畜，实际上草场仍被部落头人或有钱的牧户占有。除此以外，穷苦牧民还担负茶马税、草头税、兵役税、修路税、壮丁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部落头目还利用征收“官马”、“官羊”、“官毛”、“官皮子”等税费的机会，乘机进行横征暴敛，盘剥牧民，绝大多数裕固族牧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差多、租重是贫苦牧民身上的“两把刀”，为头人、圈头、富户扛长工是贫苦牧民的生存之路。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之初，由于历经贫苦、战乱、瘟疫、迁徙，仅剩帐房千余顶，牲畜5万头只，裕固族人口不足3000人，裕固民族几乎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拨开乌云见晴天，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牧民群众的日子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却是最有说服力的
1997年，全县整体跨入牧区小康县行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200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155.92万元增加到9.47亿元，增长607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522元，是1958年124元的44倍；
经济的发展也体现在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随着农牧民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餐桌上的食品越来越丰富，饮食结构也更趋合理，除传统的酥油、炒面、奶茶、手抓肉外，大米、精面和蔬菜、水果、鸡、鱼等各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已端上了裕固人的餐桌。目前，全县各乡镇都已建有蔬菜日光温室，西瓜、西红柿、茄子辣子等瓜果蔬菜都已在高寒山区“安家落户”，农牧民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新鲜蔬菜。柯正福老人的小儿子在兰州工作，大儿子在家放着100多只羊，100多头牛，每年冬天家里都要杀1头牛、几只羊作为肉食。至于随时可以吃到新鲜蔬菜、时令水果，他“以前想都没想过”。
如今，在肃南县城乡，牧民群众穿衣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服装上，各式各样的知名品牌服装成为人们追逐时尚的体现，姑娘们花枝招展，小伙子们西装革履，很难分清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饱经苦难的柯正福老人对现在的生活倍感幸福，他撩起衣襟“炫耀”着层层落落的衣服：保暖内衣、棉衣、马甲、中山装外套，“穿着既舒服又暖和。”
新中国成立前肃南地区没有一条正式公路，仅有总长320公里的驮道13条，多经悬崖峭壁，人畜伤亡事件时有发生。骑马走路，用牛搬运东西，对贫苦牧民来说是一个奢望。79岁的裕固族老人耿三友说：“以前，我们到附近农区换些粮食，来去都是人背着走，几十斤东西，五六十公里路，来回一趟确实够呛。”现在，县、乡、村为中心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摩托车成了牧民的代步工具，转场搬房子，拉运货物，多数家庭都有机动车辆，城乡人民群众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
近几年，县上实施了牧民安居工程，全县共建牧民定居点19个，100%的家庭都建有定居房，95%左右的农户达到了砖木或砖土木结构，有500多户农牧民修建或购买了两层楼，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41平方米，牧民们告别了祁连山的寒冷和潮湿，住上了宽敞明亮、温暖舒适的砖瓦房、楼房，条件和城里人相比毫不逊色。与此同时，农牧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明显改善，“四通率”(水、电、路、通讯)分别达80%、89%、100%和94%。
县城红湾寺镇，新中国成立时，只有一所规模不大的寺院，几户破烂不堪的民房。经过几代人的建设，如今一座美丽的高原山城展现在人们面前：街道宽阔，楼房林立，信息发达，教育、文化、卫生设施健全完善，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对此，72岁的大河乡裕固族牧民安进禄老人感慨万千：“要不是党的政策好，咋能住上这么好的楼房呢。”安进禄老人现在住的楼房有83平方米，是两室两厅结构，总共花了6万元，政府除出资修建附属设施外还补贴了8000元。老人说，在他看来自己的房子自己掏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政府帮着投资建房，他做梦都没想到！
随着牧民收入的增加和政策的扶持，牧民群众不仅有了定居住房，还在转场放牧的夏场、冬场、秋场也建起了固定住房，流动放牧再也不用人背牛驮地搬运帐房，只需带上生活用品和口粮就行了。
住房条件改善了，裕固族牧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康乐乡牧民安国增家中，大屏幕彩电、冰柜、洗衣机、电磁炉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厨房里还用上了液化气灶，没有了烧柴、烧牛粪的烟熏火燎，过上了城里人“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的生活。在肃南牧区，这样的牧民家庭随处可见。
从帐篷窑洞到定居的变化，彻底改变了裕固族牧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状况，千百年来一直处在战乱不堪、颠沛流离的裕固族人民摆脱了贫困落后的艰难岁月，终于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园。
医教文卫演绎今日幸福
6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却记载了裕固民族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肃南是一个一裕固民族为主体、汉、藏、土、蒙古、回等10多种民族组成的民族自治县，多年来，各民族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政治上平等，民俗、文化等方面相互融合，经济上共同富裕，各民族共同撑起了同一片蓝天，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
82岁的退休老教师刘国印，1950年春天从酒泉国立肃州师范毕业后就来到肃南牧区从事教育事业，他是肃南牧区教育发展的见证人。他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几个寺院办的初级小学外，再没有学校。广大牧民群众的子女没有学习机会，绝大多数牧民目不识丁。”居住在县老年公寓安度晚年的明花乡小海子村牧民财拉什吉说：“那时候，凡是贫苦牧民都是文盲，啥事都是头目说了算。”广大牧民过着“点豆计数、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肃南县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学校办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7年，全县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使裕固族成为继朝鲜族后我国第二个整体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从此掀开了自治县教育事业光辉灿烂的一页。农牧村远程教育、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这些教育教学上的新名词更是层出不穷。全县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完成率均达到99%以上；初中阶段适龄少年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完成率达到97%以上。
随着裕固族整体教育素质的提高，在目前1万多裕固族人口中，不仅产生了一大批本民族的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而且成长起了本民族的学者、画家、作家、歌唱家等，其中不少专家学者在少数民族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许多文艺人才在省级、国家级文艺团体崭露头角。据了解，这些年，全县仅取得博士学位的就有6人，取得硕士学位的有24人，在读的博士、硕士有20人。刚刚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的裕固族作家铁穆尔说：“教育是提高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民族发展进步的源泉，裕固民族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还是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肃南地区既没有医疗人员，也没有医疗机构，贫苦牧民患了病，只能请和尚喇嘛念念经，算算卦，到寺院庙宇烧烧香，磕磕头，或是用一些土方子勉强疗治。安进禄老人说：“那时候一害上病，就看自己的造化了，能抗过去算是幸运，抗不过去就是死路一条，能活上60岁就算长寿了。”由于没有医疗条件，伤寒、天花、鼠疫、性病等传染病肆意横行，广大牧民深受其害。1941年，肃南杨哥地区流行瘟疫，全部落108人中有42人死于瘟疫，高拉什旦一家10口人死了8口。
1954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刚成立不久，卫生部就派医疗队来到肃南牧区，领队就是卫生部顾问、美裔华人马德海。据在肃南卫生战线上奋斗了30多年的县人大副主任白忠成介绍，医疗队来后，在牧区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查，根据疾病发病和治疗情况，医疗队从内外科、皮肤科儿科、妇产科、性病等方面对当地医生进行培训。几个月的培训，使裕固族产生第一代初级西医医务工作者，并在县城红湾寺镇成立了西医诊所。由于救死扶伤效果显著，这个医疗队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月亮和星星”。而后党和政府又多次下派医疗队，为牧民送医送药，传授疾病预防知识，建立医疗诊所，培训医疗人员，成功消灭了霍乱、天花，控制了性病、白喉、伤寒、小儿麻痹等疾病，取得了可喜成果。
60年来，肃南牧区卫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已覆盖全县城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疗、预防、保健服务体系，随着医疗条件的大力改善，全县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延至现在的70多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裕固族文化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时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裕固族群众生产落后，牧民生活穷困潦倒，裕固族文化几乎到了消亡的地步。长期研究裕固族历史的肃南作家铁穆尔说：“过去由于没有人提倡挖掘、整理和保护，裕固族文化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就派来专家调查了解裕固族文化。一批文史工作者，深入民间采风，收集了一批反映裕固族文化的音乐、舞蹈、民间故事、谚语、民谣等，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书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对裕固族文化的研究和发掘保护工作，在裕固族历史研究方面出现了钟进文、巴占龙等一批专家学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产生了铁穆尔、贺忠、贺继新、杜曼等一大批作家，裕固族文化进入了发扬光大的年代。
进入21世纪，裕固族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民间文艺类的民歌、弹唱、舞蹈等，民间工艺类的服饰、刺绣、编织等，民间风俗类的婚俗、习俗以及濒危的古突厥语言、口述文学等30多项文化项目列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出版发行了许多有关裕固族研究的论著书籍；组织艺术团体和裕固族民歌歌手参加国家、省、市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和大赛等活动，获国家、省级奖项30多个；征集裕固族服饰、民间文学图书、生活工艺品等14种文化产品参加了各类文化产品博览会。
神奇的祁连山，奔腾的黑河水，千里大草原孕育出的民族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裕固民族的骄傲。
从逐水草而居到城镇生活，从帐篷小学到网络教学，从马背送信到移动电话、网络传输，从听收音机到看上闭路电视……所有这些巨变，将古老的裕固民族融入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生活中！
自1983年9月肃南第一座电视节目播转台建立后，相继建成县城有线电视网络、广播电视综合信息宽带网、乡村牧户宽带网，全县广播覆盖率达78.8%，有线电视覆盖率达6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0%。
无线通信在肃南牧区是发展最快的通信方式，电信、移动、联通网络通达全县。不论是在县城、乡镇，还是在定居点、牧场上，手机成为牧民们沟通外界、了解信息的最佳帮手。目前全县移动手机用户就超过了1万部。
民主自治体现当家做主
1964年12月27日，对于裕固族第一代舞蹈演员的钟玉香来说，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20岁的她与甘肃省其他少数民族青年一同到北京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回忆往事，幸福的情景历历在目，她激动地说：“开始我和周总理握手的时候还感到非常拘谨，但周总理几句亲切的问话，我一下子没有了负担！”“在那个幸福的时刻，使我真正感受到从那一天起，我们裕固族人民真正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
是的，从长夜漫漫、备受奴役到迎来光明、当家做主——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裕固族人民挺直腰杆站立了起来，党和国家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肃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关心裕固族，把裕固族当作社会主义大家庭平等的一员。
第一个受到毛主席接见的裕固族干部是郭怀成，其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裕固族代表有索彩英、安玉香、贺敬农，安永红、安国锋、郭萍等，他们中有领导干部，有劳动模范，也有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
同时，为了关心、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肃南牧区，调查了解情况，视察督促工作，给了肃南人民莫大的鼓舞。
1992年8月12日，这是肃南各族人民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细雨霏霏，江泽民总书记冒雨亲临肃南马蹄寺，与肃南各族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和他们合影留念，还挥毫写下了“祁连松柏提拔俊秀，各族人民情深意长”题词，极大地鼓舞了肃南各族干部群众。
多年来，到过肃南牧区视察和指导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深情送到了每一位裕固民族干部群众的心头上。
新中国解放标志着裕固族人民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成了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并以极大地热情和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管理。
1964年，裕固族牧民拉姆什旦出席了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为首位裕固族全国人大代表，自那时起，每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有裕固族的代表。不仅如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协全国委员会都有了裕固族的代表、委员，充分体现了各个民族不分大小，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在地方事务管理上，60年来，肃南县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不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先后颁布实施了《自治县自治条例》、《草原管理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单行法规，制定了招商引资、矿业开发、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科教兴县、城市建设等方面的行政法规20多个，对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当家做主的权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治县成立后，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就提上了重要议程。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县少数民族干部职工总共才100多人，其中裕固族干部少之又少。50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把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级党校和大专院校培训、外出学习考察、到中央国家机关和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等途径，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其中，一大批少数民族妇女干部也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截至目前，全县有少数民族干部共8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49.78%，其中少数民族县级、科级干部分别占到同级干部的68%和55%。
已经退休在家的原政协主席安玉林，就是一个曾经手执牧羊鞭的裕固族牧民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他说：“我的成长离不开党的培养教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裕固族的今天！”
60年的光辉历程，60年的沧桑巨变。肃南——这颗高原明珠，必将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以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面貌，闪烁出更加璀璨绚丽的光芒！
（刊于《甘肃日报》2009年6月1日第六版）